音樂游擊

　　《日本經濟新聞》1月5日文章，原題：2015是中國民營企業時代開幕年 騰訊已決定進入石油銷售領域、阿裡巴巴似乎也對石油很感興趣。這樣的話題在中國的網站上引起很大反響。阿裡巴巴2014年9月在美國上市，籌集資金250億美元。騰訊聊天軟件擁有4億用戶，市值總額將近1500億美元。
　　兩家民營互聯網企業大張旗鼓地進軍石油業務領域是有背景的，中國政府已出台新的方針，允許民營企業參與此前一直由國有企業經營的加油站等石油零售業務。
　　“國進民退”的弊病
　　民營企業開始在中國受到關註。中國在進入新千年後呈現出持續“國進民退”的局面。所謂“國進民退”意思是指以國家為後盾的國有企業和政府企業不斷發展，而民營企業則不斷萎縮。民營企業等民間力量為中國貢獻了國民生產總值的50%到60%，國有企業等公共部門創造的GDP占到四成左右。
　　儘管從數字上講，民營企業還占有一定優勢，但就實質內容來看，卻是國有企業處於有利位置。通信、能源、電力傳輸等基礎設施被數家國有企業壟斷，利潤率高得讓人眼紅。金融領域也被工商銀行等四行主導，完全是國有銀行的天下，貸款對象偏重於大型國企，而民營中小企業則很難獲得貸款。甚至就連製造業也是上海汽車集團等國有勢力蒸蒸日上，而民營的吉利汽車則面臨著銷售不斷下滑的嚴峻局面。
　　國企優先體系的弊病已經非常明顯。國有企業借助政治力量來維護既得利益，而政府領導人則作為回報從企業那裡獲得資金，這樣的惡劣行徑卻大行其道。電力、煤炭、鐵路等國家管控行業都存在同樣情況。在政策保護下，企業很容易獲得利潤，但是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力。
　　三中全會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2012年秋季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主席提出結構改革方針，決定從根本上扭轉這一狀況。2013年秋季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明確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努力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的方針。允許民間企業進入一直由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控制的領域，以促進自由競爭。通信、石油、電力傳輸等部分領域開始向民間開放。
　　另一項改革重點是轉變大型國有企業的經營模式，改為由國資委向國有企業出資的方式，民間資本也可以作為股東進行出資。改變了以往由黨和政府官員直接控制企業的模式，而是交由民間資本和專業經營人員來進行經營。預計來自其他行業的投資者也將加入進來，比如本文開頭所提到的那樣，民營互聯網企業正陸續參與或準備參與石油業務。
　　少子老齡化迫使中國轉變增長模式
　　中國再次提出“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其背景是擔心少子老齡化導致經濟停頓。中國經濟在2005年之前一直是通過出口來拉動增長，但隨著工資不斷提高，現在已經喪失了這一成本優勢。此前源源不斷地走向工廠的年輕工人轉為減少，低成本的組裝產業已經快要走到盡頭。
　　隨後中國開始通過龐大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來拉動增長。除政府進行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外，還鼓勵企業進行住房和工業園等房地產開發。但同樣也隨著人口增長放緩而迅速停頓。一下子建起來大量的基礎設施和住房，但在有些地方並沒有人來使用。
　　中國的增長模式此前主要是依賴於人口增長的“規模擴張”，在人口不再增長的情況下，發展也就走到了盡頭。2012年底15~59歲的中國勞動人口同比減少0.6%，首次出現下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持續放緩，預計2017年將會破7，保持6.8%的增長率。在人口方面，聯合國預測中國在2020年以後將在14億的水平上徘徊，從2030年起轉為下降。
　　由於今後將被迫依靠不再增長的年輕勞動力來養活大量老年人，這使得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從規模擴張轉向提高效率這一經濟理論的重要性，於是讓更為重視利潤的高效民營企業來擔當拉動經濟的火車頭。
　　經濟公平性課題
　　中國的經濟改革還存在無法僅僅通過提高效率來解決的問題，那就是公平性問題。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持續擴大。作為計算貧富差距的重要工具，“基尼繫數”為“0”代表全體成員收入相同，相反，為“1”則代表1人獨占了所有的財富。基尼繫數越接近1則代表社會的貧富差距越大。
　　發達國家的基尼繫數多為0.3左右，日本為0.379，如果基尼繫數超過0.4 ，則被視為對貧富差距的不滿很容易引發社會騷亂。14年1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基尼繫數為0.473。而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於2014年7月公佈的調查結果則為0.73，屬於非常危險的水平。
　　為了改變不平等問題，政府肩負著財富的再分配職責，但是在原本應該是貧困者朋友的社會主義體制下，這似乎變得很難做到。因為富人多為體制內部既得利益階層。削減自身的利益，將財富分配給貧困者的政策將招致體制內部的反對，貧困人的聲音難以被反映到政策上。
　　調節貧富差距直接關係到經濟增長。個人消費在GDP中所占比重方面，美國為70%，日本為60%，　　（原標題：日媒：2015是中國民營企業時代開幕年）